艺术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令人惊奇的。它们向我们揭示，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物体，其实隐藏着阴暗、怪异的一面。正是这些在我们生活中不可见的背面，在通常情况下，完成了对陌生、他者和出乎意料之物的压抑。如果没有背面，物体就会像只有前半身的人类一样，显得虚幻而死寂。
2015年，我在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PUC）的校园花园里开设了一门关于现实主义的短期课程。课上，我反复提及从教室就能看到的森林（树林）的绿色。巴西的绿色独具特色，自从十年前第一次到访巴西以来，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但森林本身也像它的象征意义一样充满矛盾。森林赋予生命，但也带来死亡：树林会杀戮——这是我在讲课时想到的一个双关语。语言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掌握它们的含义。他人总能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我们。一个人理解的词语或语句的含义，其他人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意义是可以转换的。
这就是那些最终成为艺术品的物件的奇妙之处。
2015年，保罗·塞萨尔·杜克-埃斯特拉达“带我误打误撞”来到了卡尔蒙-斯托克收藏家们那间令人惊艳的公寓，他们邀请了我们去那里做客。我知道他们是艺术鉴赏家，但没想到他们竟然拥有如此具有代表性的藏品。在丰盛的美食美酒中，我渐渐沉醉于关于里约热内卢、艺术和哲学的谈话中，一步步地，我意识到公寓的每个角落都藏着惊喜，都蕴藏着一场盛宴。
我之前就认识费尔南多·德·拉·罗克，所以那天晚上看到他的作品时，我格外欣喜。他的艺术总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色彩和线条。例如，他用塑料吸管制作的珊瑚，不仅传递了生态政治信息：我们的海洋很快就会被塑料而非天然物质所取代，而且我们正在彻底摧毁珊瑚。这件作品也展现了美学价值，因为塑料吸管可以被理解为三维笔触，它们的排列方式在无限的矢量空间中变化无穷。艺术作品总是能引发人们思考，而奥马尔·萨洛芒的《笔记本》以一种特别悖论的方式呈现了这一点：它包含着一些值得思考的内容，但即便如此——如果准确地将其视为一件艺术作品——这本笔记本本身并没有明确定义任何理念，从而双重地否定了它自身的信息。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认真欣赏了卡米拉·索阿托的作品。以她的作品《狗的马》为例，还有《女巫8》和《女巫10》。按理说，狗不可能拥有一匹马，正如标题所示。但作品的构思远不止于此。标题中提到的马并非普通的马，而是一匹木马，它没有蹄子，取而代之的是轮子。当然，那只狗也不是普通的狗，而是一只彩绘狗。彩绘狗没有背面。因此，关于这只彩绘狗背面的模样，并没有确切的答案。狗的任何其他视角，都取决于观察者的想象。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这幅画作清晰地展现了绘画的痕迹：马的鬃毛，以及狗的皱纹中更为写实的阴影，都无可辩驳地表明这里使用了画笔和颜料。这幅作品的奇特之处不能仅仅归结为一只狗骑在一匹木马上。这种解读过于简单，忽略了一只不寻常的狗骑在一匹不同寻常的马上这一事实。《女巫》也展现了画笔的魔力，将艺术家描绘成一位能够凭空创造新生命的巫师，不受任何性别的束缚。
加布里埃尔·森图里翁的作品中对弗朗西斯·培根的重新诠释也令我印象深刻。弗朗西斯·培根精神分裂式绘画带给我们的怪诞感，在这里被嘉年华般的怪诞表情所补充，这在《公园帮》这样的作品中尤为明显。
《莫妮卡·皮洛尼肖像》以其优雅的面容吸引着观者，而这面容看似缺席，实则不然。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并无缺失。因为艺术作品中的每一张面孔都如同天鹅绒般覆盖在空旷的内心空间之上，而这空间的褶皱正是探索的对象。
艺术作品的躯体总是空洞的，因为它依附于那些乍看之下习以为常的躯体之上。对于每个主体而言，躯体本身似乎都格外亲切熟悉。但卡尔蒙-斯托克收藏的作品告诉我们，这只是一种错觉。
错觉是对既定现实的扭曲。幻觉玩弄的并非幻觉本身：例如，我们自身的身体，只要我们作为生命存在，就与它紧密相连。我们本质上是具身的。但我们看不到身体的背面，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只能通过内在视角来认识它。这就是为什么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自己身体的影像，或者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倒影会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并不像别人那样了解自己。这意味着我们本质上是被自己隐藏起来的，因为别人总是比我们更了解自己。我们需要与他人相遇，并允许自己被他们所震撼。
当我享受到巴西新朋友的热情款待时，我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惊喜。他们让我得以窥见里约热内卢的内在世界，远不止泻湖和伊帕内玛海滩那么简单。这片带有阳台的“内景”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因为其中珍藏着馆藏的艺术作品，而这本画册则让公众得以欣赏这些作品。这些艺术作品本身也拥有各自的内在空间，彼此呼应。因此，展览空间与热情好客和真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无限的根本结构：我们越深入探究真理，就越能清晰地认识到，对于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还有另一种看待它们的方式。但真相是，我们所了解的事物远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而这一真理，正是在艺术作品中得以体现。
